Archive for the ‘想明白（系列）’ Category
Sunday, November 16th, 2008
有一次，有位新老师在看完我为他演示各种我用来备课的工具软件（文本收集，词频统计，语料库分析；各种电子辞典、百科；以及许多自定义自动处理脚本）之后长叹一口气说，“跟你比，我的备课手段太落后了；有了这些工具，我就可以像你一样轻松了！”
当时我突然愣了一下，觉得哪里不对，但却又一时说不出来。
许久之后，我再见到他，问他那些工具用得怎么样？他的回答是“唉，太难了，学不会……我现在这样备课尽管累一点，也挺好的。”
这次我又是愣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暗地里有点心疼当时教他用那些工具的我的时间。
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教书较久了，就学会了如何把道理讲明白讲清楚。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我想，我也许可能通过讲明白教会那位同事——抑或会知道教他不见得是好事。
其实，习得某项技能（无论大小无论强弱）确实令人高兴，但随之而来的不一定全部都是欣喜。道理在于，一个人知道得越多，面临的未知就更多，并且，如果真的能够量化的话，一个人所面临的未知的数量增长要远远高于一个人所已知的数量。未知是会令人恐惧的，乃至于大多数人会因此选择逃避。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一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能力，即意味着说他能做的事情更多，换句话讲，就是工作量会因此变大。比如，一个人不大会用搜索引擎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很难找到什么有用结果”而反倒感觉工作轻松，因为不由自主地降低了标准而以为“最多也就做成这样了”；另外一个人善用搜索引擎的结果是他能够找到更多“相关结果”，最终需要处理的信息将会变得更多，乃至于多到无法处理，因为看到太多于是知道“做成这样实在拿不出手”。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未经世事的人往往觉得做什么都很容易——可能只是因为知道的太少而面临的无知并不多所以判断的标准太低；阅历丰富的人可能恰恰相反，会觉得做什么都不容易——也许是因为有知而面临更多的无知才多少心存畏惧。
所以，学习的结果往往并不一定是更轻松，反而更可能是负担更重。类似的现象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所谓“权利更大责任更重”也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起码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需要提醒。都说从无知到有知难上加难，但实际上反过来从有知退回无知则根本不可能。所以，求知的脚步一旦迈出，实际上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走着走着走不下去了，就很惨——只能落得“要么欺骗别人要么欺骗自己”的境地。
如若一个人学习的终极目的只是为了“更轻松”，那往往最终发现其所得并非当初其所愿。所以，我无限制地鼓励中学生“学吧学吧甚至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起点；但是遇到有意无意不愿学习的大学生，则在鼓励的时候往往多少有些犹豫——尤其当我意识到他们其实是为了“解脱”才有那么强烈的学习“愿望”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在路上，但怎么走应该是自己的选择。
“山穷水尽疑无路”，然而“柳暗花明”之后可能是更多的山更多的水，其实并不见得能看到“又一村”——路更长，更远。但既然当初选择迈出了那一步，就只能走下去，抬头也好低头也罢，反正只能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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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12th, 2008
昨天写到两年之后的今天，我已经学会了我要的东西。有一则留言是这样的：
David Lau于Nov 12, 2008 说：
我感觉如果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完全可以把这些事情交给别人去做，想想，如果把这两年的时间做点别的事情，可能会更有意义。
自打我懂事儿以来，这种说法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说过。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说法可能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先说说科班出身的问题。“科班出身”从来是我不在意的。我做我需要做的任何东西（其实一个人最需要的东西其实没几样），最终从来都可以做到比身边的人好；并且从来都知道“做好其实最终根本不需要智商”，只需要时间和精力，以及过往长期培养出来的专心与耐心。我大学学的是会计，后来做了许多年销售，现在做老师（英语老师）已经八年时间——我已经这辈子没机会做一个“科班出身”的人了。很多时候，所谓某人科班出身，实际上并不一定就能自动保障他的专业技能以及思维境界就已达到了什么层次——事实上，最终所有“骨灰级”的人物从来都不是靠“吃科班老底”的，他们从来都是那些自觉自悟于是乎“终身学习”的人——除非如此，也不可能成为“骨灰级”人物。
现在假定我身边恰好有一个“专业人士”具备所有我必须学习很久才能掌握的技能，而基于种种原因我恰好急需这些技能去完成我的想法，那我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把事情交给他做，而不用亲自动手了呢？——愿望是好的，却百分之九十九点就的情况下是不现实的。
想象一下，如若A需要B的技能，通常必须与B交换。可是交换是有成本的——然而好像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交换成本（市场上叫“交易成本”)的成分通常要比常人所想象的——其实，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成本”的存在——复杂得多。交换成本之一，也是相当重要的之一，就是“沟通成本”。没有遇到挫折之前，人们总以为自己想得足够清楚，然后自己可以表达得足够准确，并且对方能够理解得足够全面，而后对方也同样可以想清楚、说明白，最终还要求人家要做得好——想的美啊！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A与B是否同处于一个可交换的层次上。比如说，我有点闲钱，希望交给专业人士理财。你说我最想让谁管我的钱？巴菲特。可是巴菲特会理我么？不会——甚至给多少钱都不会，因为我就算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也入不得他老人家的法眼；又就算我愿意把利润的100%都交给他，他也没空搭理我——更何况我又怎么可能那么弱智乃至于与回报率等于零的“投资”感兴趣？反过来，作为一个普通人，很多时候最终会发现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其实不仅一点都不专业，并且往往都只不过是过河的泥菩萨——全靠把你打湿了从你身上挖泥往自己身上补呢。
谁都想更省心，更省事儿；谁都知道“团结力量大”，“单枪匹马难闯天下”；可是，为什么“合作通常都并不成功呢？”——答案很简单，无论什么都有成本。省心同样需要付出代价才可能获得，省事儿也一样；团结是有成本的，合作也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自己学的成本高，还是用所谓的“专业人士”成本高？很可惜，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用专业人士的成本非常高。你要跟他沟通，耗费的就算不是钱，但肯定要耗费的更重要的是时间——即你的生命中的一部分。一旦沟通不成功，合作失败，就血本无归——只能既希望于在已经逝去的生命中的一部分中吸取一点教训来弥补沉没成本；而事实上，从自己的失败上吸取教训的难度往往远远高于从他人的失败上吸取教训，并且成本要相对高出不知道多少倍，弄不好就可能是一和零的差异。
许多人往往误以为自己学的成本很高，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时间的一个奇妙属性在于，它只有在你用到它的时候才有价值，如若你不用它，它就一文不值。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一生都没有“日理万机”——我也不想把自己搞到那个地步，事实上也很难伟大到有机会“日理万机”。如若我不把时间花在学习上，我觉得更可能的是我把它浪费掉——因为我喜欢睡觉，我喜欢发呆，我另外喜欢做的许多事情都事实上从时间成本上来看都只有支出少有收获，就算有收获也往往只是“即时快乐”而通常难有“增值可能”。然而，学习不一样，学会一样东西本身就很快乐，并且“远期价值”无法估计。
我目前的工作，使得我经常有机会与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沟通。我最希望能向他们传递的重要信息之一就是“学习本身是一种技能；是一种越用越熟、越用越好的技能；学会任何一样东西都肯定会有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学会的东西越多，学新的东西就会越轻松，因为最终你会发现真的‘万物相通’……”比如说，学一门外语很难，但是，如若你已经是双语使用者，那么你会更容易地付出一点点努力就变成三语使用者；如果你跟我一样，大学毕业之后就已经是三语使用者（我是少数民族，所以几乎天生就用两种语言，大学毕业之后又多了一门英语），如若必须，再学另外一门外语成本就相对低很多。学计算机的人都知道，精通一门编程语言之后，再学另外一种，其实工作量已经降低到三分之一以下了。
总的来说，“把活交给专业人士”也是有成本的，并且有些情况下成本太高。我愿意自己花时间去学会自己需要的技能，除了我喜欢“重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我不自以为是，我不觉得自己已经牛到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甚至无需成本就可以让“专家”们为我干活的地步。而我能随便左右的其实只有一个人——我自己。把身段放低很难，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吧？最后，我学任何东西的时候都知道自己无法做到完美，所以，上限是够用就好，下限是至少能用，于是，往往很难失败，因为目标定得非常实际，不高不低，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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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28th, 2008
在讲写作课的时候，我站在台上面对台下几百名学生，很多话讲出来之前我必须时时刻刻小心翼翼，提前做足功课才行。随便举个例子：
“其实真的有很多人至死都尚未学会正确思考。”
经验丰富的老师在台上可以瞬间判断出某些学生的细微表情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每次当我说出以上句子的时候，总是可以察觉到相当数量的学生已经有意无意地产生了抵触情绪；我猜此时此刻，他们脑子里早就冒出一句“得了吧，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会正确思考啊？”
其实，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会正确思考”；“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正确思考”；也没有说“喂！说你呢，你现在就是不会正确思考”；更没有说，“喂！对，就是说你呢，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学会正确思考！”
然而，有些人在听到“其实真的有很多人至死都尚未学会正确思考。”之后，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带了进去，有意无意地用“你是在说我呢吧”自动替换了句子中的“很多人”；被替换过的句子被输入大脑之后再经过“思考”（注意，这个思考过程可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后的“思考结果”就肯定大不相同。
这两天帮助一个很优秀的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讨论过程中我们发现她有一篇essay写跑题了——源自于她对题目几乎完全的曲解。讨论完毕之后，她很惊讶，说，“怎么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没有不认识的词，句子结构也很清楚，怎么最终竟然能够离谱到这个程度？鬼迷心窍了吧？”
我告诉她，这是很常见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如若不提醒，或者未经过专门训练的话，在输入信息的时候经常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带进去，乃至于最终‘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和能看到的’，‘只能听到自己想听到的和能听到的’。”
“而你在输入题目为你提供的所有信息之后，在处理这些信息之前先把自己带了进去——‘你觉得’你恰好有一个现成的素材能够‘用’在这里；于是开始迫不及待地开始去写，而完全没注意到你其实是被这个‘现成’的素材左右了。而事实上，你甚至还没有开始认真思考题目真正的含义呢……”
而后我又给她讲了讲我讲课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况，又举了一些其它生活中常见的例子。
她想了一会儿，说，“那我明白为什么在网上有那么多人喜欢破口大骂了。人家可能并没有刺激他，但是他自己把自己带进去了……”
我说，“是啊，这就是所谓的‘鬼迷心窍’了。”
——这样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遇到了聪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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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ptember 17th, 2008
一旦开始做事，很快就会进入一种状态：越来越忙，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最终好像无法招架无法承受。可是为什么总是有另外一些人（当然是极少数）可以从容淡定呢？做事提前准备而不是凭一时兴起，是一种习得的习惯。做研究的人往往因为习得这种能力才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反过来因为做过更多的研究也使得这种习惯反复被强化。既然这种能力并非天生，要靠后天习得养成，就不奇怪为什么大多数人不具备这种能力了。
最近遇到前来为自己孩子申请美国大学而咨询我的一位家长，与其沟通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位相对罕见的做功课（doing homework，在这里不是指“做作业”，而是指“提前花时间去做该做的调研工作”）做得非常深入完整的家长。很少遇到高中生的家长花费大量的时间（从自己孩子读高一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已经是高三上学期）调研与留学美国相关的一切可能调研到的信息，并以此为根据引导孩子一步一步完成该完成的每一个步骤。所以，当其他大多数孩子已经开始手忙脚乱招架不住的时候，他的孩子却只剩下一些必须依靠等待才能完成的任务，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顺利到达终点。大多数家长不是这样的，他们往往只有到达终点才发现自己错过了无数机会，浪费了无数时间，期间实际上除了操心焦虑之外几乎没做任何有助于改善结果的事情。总有人说，学校里教得都一样，怎么孩子与孩子之间却有那么大的差异呢？也许这个例子可以给出一点解释：潜移默化的，耳闻目染的教育，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力。随后与那位家长的孩子的沟通，也让我印象深刻，她是个罕见的认真做功课的孩子（尤其在她的同龄人中），做事从容淡定，井井有条。这样的人不成功，还有天理么？
有这样一句话描述得非常准确：“We didn’t plan to fail, we failed to plan.”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计划的重要性，也不是不知道做功课是必要的，但最终还是疏于计划、疏于准备，或不了了之，或以惨败告终。为什么尝试着学习计划能力的人往往最终放弃呢？他们的理由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或者“就算认真计划了，最终还是发现计划根本没有用。”——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实际上，这种挫败是因为他们在做计划之前，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步骤（也许是因为大多数时间管理书籍、项目管理书籍里面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个步骤）。制定计划之前最重要的，绝不应该忽略的步骤是“甄别任务属性”。甄别什么属性呢？所有的任务，对于执行者来说，都可以被二分为“熟悉的”与“陌生的”。如果任务是“熟悉的”，那么计划会变得易于制定，易于执行，易于完成。如果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熟悉那个领域中的每一个环节——这往往不靠智商，只靠积累，并且还是很长时间的积累，比如，五年以上——那么，你将精确地了解如何拆解任务，如何分配任务，每一个环节需要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如何衡量每个环节是否真正完成，如何提前避免一些浪费，什么样的系统的方法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效率……（注意，这些都不一定非要读“时间管理”、“项目管理”书籍才能习得。事实上，对“专业”有多么“专”才最重要，很多人在这点的认识上往往本末倒置。）
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地面临“陌生的”任务。因为我们就算是专业，往往也只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也不奇怪，本质上来看，术有专攻，是人们时间精力有限的必然结果。关键就在这里：很多人的计划注定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用“制定熟悉任务的方法”去制定“关于陌生任务的计划”。于是，一旦计划开始实施的那一刹那，困难本质就马上暴露无遗——之前的准备根本就是“纸上谈兵”。因为对任务的不熟悉而导致的窘境是，不停地出现“难以预料”的困境，并且，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引发更多问题的出现。于是，整个任务“变得”越来越庞大复杂。实际上，任务没有变得“更庞大”、“更复杂”，它原本就那样，只是因为最初计划制订者因不熟悉而误以为任务很简单。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断堆积，时间越来越紧迫，直至最终不得不以“放弃”作为结局。
比如，学生在准备托福、SAT、GRE这类留学考试的过程中，大多都早已经历过上面描述的过程。刚开始什么都不懂就跳了进来。而后先是觉得“词汇量不够”。于是，去买一本词汇书，开始天天背单词。背着背着就发现“咦？不对啊，这每个单词都认识，怎么还是看不懂呢？”于是才知道原来语法很重要，原来很多人坚信“不学语法也可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没必要读这么难的文章，于是才开始端正态度，认真学习语法。再过一段时间，语法基础也扎实了，又发现“咦？不对啊，这每个单词都认识，句法结构也非常清楚，怎么还是看不懂呢？”慢慢才想明白，逻辑训练上有所欠缺才会出现这种尴尬，于是有挣扎着把自己的思考方式理顺。再过一段时间，有有问题了，“单词没问题，语法没问题，逻辑没问题，可是怎么还是有点看不懂呢？”最终发现原来是各种背景知识的欠缺到承德，比如“学科背景”、“文化背景”等等；于是又要开始“新的”征程……
留学申请的过程也是如此。很多人最初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自己并不熟悉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事情，尚未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任务之庞大、之复杂。于是，疏于计划——往往不是没有计划，而是计划过分幼稚。每年到了11月中下旬，前来咨询的人几乎是“蜂拥而至”，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时候往往即便是神仙也无能为力了。做任何事情，都有更有效率的方法，但，再有效率的方法也需要时间，并且往往是“足够长”的时间。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做任何事情之前，1) 认真审视一下自己；2) 认真评估一下任务。如果，任务属于“陌生型”的，那么请记住这样一个貌似悖论的法则：“完成任何一个计划往往都需要三倍于计划的时间——即便，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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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September 8th, 2008
常有人说“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很不幸的是这话竟然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对的。勤于思考的人如果基于种种原因不小心错过了这个事实就会因此遭遇不幸。道理倒也简单，因为——想归想，做归做，想明白和做得到并不总是一回事儿。
英语老师凭借他的专业经验，能够给学生讲清楚每一个音节、每一个音素的发音要点、方法、乃至练习方式；可是有多少学生最终学会呢？老师讲明白了，学生也全都知道了——但他们依然做不到。人们常说“业精于勤”（Practice makes perfect.），可是仅仅“勤”本身不一定能够保证“精”。因为尽管“勤”几乎肯定会使一个人进步，但每个人的自身情况不同，天分不同，已有积累不同，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玻璃顶”。
想象一下，现在有一群科学家愿意帮助我学会游泳。他们用最先进的手段分析菲尔普斯的每一个动作，给我彻底讲解清楚，甚至针对我的自身体质体能专门设计许多练习方案和改进建议，并且我也听懂了，也想明白了，也有足够的意愿去练习，甚至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努力——可是，我能游过菲尔普斯么？答案显然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菲尔普斯天生的超大肺活量（他15000，我5500），个子没有他高（他1.93米，我1.72米），他还有一双我一辈子也别想比得上的48.5码的大脚……
想明白的副作用之一就是时时刻刻可以体会到想得出、想得清楚却做不到做不明白的尴尬和痛苦。最明显的例子从许多父母身上都可以看到，因为这种尴尬和痛苦几乎在每个父母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他们的岁数使得他们必然能够想明白想清楚许多事情，只可惜，无情的岁月也早就剥夺了他们实现他们想法的可能性。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提到方鸿渐的尴尬——“我有时想，家里真跟三闾大学一样是个是非窝，假使我结婚了几年然后到三闾大学去，也许训练有素，感觉灵敏些，不至于给人家暗算了。”
绝大多数父母难以克制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现自己无法达成之心愿的念头，就是因为他们终于已经“想明白、想清楚”了，但自己却已经错过了做得到做得好的机会。然而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乃至于这些父母从未理会“即便想明白都不一定做得到，更何况想不明白的时候呢！”而一厢情愿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跨越其实几乎无法跨越的限制——有些阶段就是无法跨越，千万别不相信。
想明白“想明白也不一定行得通”并不容易，这个道理就好像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快捷方式”本身竟然是也个文件、或者C语言里的“指针”竟然可以指向另外一个“指针”一样令人迷惑。某种意义上，就像Gordian Knots[] 需要等上很长时间才遇到一个肯直接拔出长剑砍断它而不是解开它的亚历山大一样，这个道理需要遇到足够运气的契机才可能让很多人幡然醒悟。
几乎无论是谁，最终都会遇到这个尴尬，并且还有当时不自知的可能性。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有，只不过大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而已。不妨看看那些失败的创业是为何以及如何走到那一步的？普遍来说，肯于创业、敢于创业，并竟然可以组件一个团队的人，基本上应该有个平均水准以上的脑瓜，并且肯定同时拥有很多人并不具备的其它素质。而不得善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也许忽略了“想归想，做归做，想明白和做得到并不总是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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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26th, 2008
曾经在《把时间当作朋友》的最后一节，提到过“需要太长时间才可以获得的经验很难传递，就是因为缺乏现有的经验作为支撑……”——这是“经验主义”的局限。实际上在上一篇《想明白（之二十一）》里，提到很多人归纳和演绎的时候，本质上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因为归纳依赖经验，然而经验存在局限：首先，个体的经验有限；其次，群体的经验有限；最后，不仅存在无法通过个体或者群体经验获得的知识，还存在与现有经验相悖的知识。（对此我曾在《把时间当作朋友》4.b里曾详细解释。）
很多人来信问我，“如何摆脱经验主义的局限呢？”——这显然是高估了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已经尝试着尽量解释清楚了，但显然做得不是很好。事实上，谁都无法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最终每个人都要依赖他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然而，仅因为不可能就放弃也不尽然正确，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个悖论，但每个人都生活在悖论中：因为每个个体都是在无意义的生命中寻求意义。所以，如果非要让我说出一些步骤的话，也并非不可能。
1. 深刻了解经验的局限
摆脱经验主义局限的第一个技巧就是“了解经验主义的局限”。尽管相对的比例很难确定，但是很多的重要知识都具备同样的属性：“了解本身已经基本等同于掌握”。“经验主义存在局限”就是这样的知识。然而，很多的时候许多人会因为恐惧而放弃这种在知识，转而不顾是否准确地再次依赖“现有的、明知道并不完整的经验”。这就好像尽管从道理上每个人都能明白“在游泳池里如果肢体抽筋了的话，只需要仰在水中不动就肯定不会沉下去”，然而最终却几乎没有谁会那么做——那一瞬间巨大的恐惧会打败绝大多数人。同样的道理，无论有人为他们讲解过多少遍，听得时候他们无论点了多少次头，当股市大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割肉而不是补仓（这第二个例子显然会引起显然的争议——看不出道理在哪儿的读者请自行忽略这个例子）。所以，摆脱经验主义的局限，不仅需要对道理本身的了解，最终还需要勇气——事实上，求知的路走到一定程度后就必须依靠勇气，而不再需要更多的智商。
2. 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深刻了解了经验之局限之后，所需要做的就是时时刻刻保持警惕。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无比真爱自己好不容易“归纳”而来的经验，乃至于我们中的很多人常常变成这样的人：“手里有个锤子，然后看什么都像钉子”。经验需要归纳，更需要经过“演绎”论证；很多的时候，不仅归纳经验需要很长时间，通过演绎论证归纳出来的经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确定之前，最好要知道每次运用经验都可能存在风险。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确定”是永远做不到的事情，于是，在运用已有经验的时候怎么小心都不过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说的就是这个，只可惜，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理解这句话。
3. 使用记录使自己能够记住更多的经验
保持记录是很好的习惯。我个人过了26岁才真正习得保持记录的方法和习惯。随后的十多年里，我越来越体会到保持记录的重要性。原本以为，如果能够保持良好的记录，自己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一次以上，可是最终发现有些错误因习性甚至人性本身而生，所以，即便保持记录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毫无疑问的是因保持记录肯定回避了很多次。冒险家们航海的时候，不仅详细书写航海日志，并这是公开共享，是他们避免未来之危险的最重要手段。今天，所谓的博客（blog: web-log），在一些人的手里也具备同样的功用（即便大多数人只不过是记录一下心情，发布一下自恋的照片而已——我个人认为自恋不是缺点。）
4. 用观察与阅读汲取他人的经验
观察与阅读是扩充有限的自我经验的最好手段。平时多想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们为什么那么做？”“他们为什么那么看？”而不是用“傻逼！”来评价那些与自己的想法、做法、看法不一样的人。其实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有观察的机会，但绝大多数人仅因为自己的态度而失去积累、成长的可能。读书很多的时候不见得一定要有目的，大可像不识字的清风那样无故乱翻书——因为很多的时候，有用的知识是偶然获得的。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偶得的知识不仅重要，并且非常多——只不过，很多人因为片面而又肤浅地理解“人生应该有目标”，而失去了偶得的机会。
5. 经常尝试使用类比跨越未知与已知的障碍
类比思考几乎是跨越已知与未知之间的鸿沟的唯一手段。小学老师说“其实地球的构造跟煮熟的鸡蛋差不多”，就是用类比方式让学生从已知（煮熟的鸡蛋）跨越到未知（地球的构造）；中学老师说，“原子内部的构造其实与太阳系的构造差不多”，学生们瞬间理解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经常鼓励学生只要有时间就要看杂书——越杂越好，多多益善。为什么呢？因为读杂书会大大提高一个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理解能力的一种）。阅历丰富、博览群书的人，肯定拥有更强的理解能力，因为他们在遇到未知的时候，更有可能迅速地在自己已有的知识中找到可以用来类比的信息。
6. 运用时间积累；耐心等待不能跨越时间的经验。
遇到不解的问题，遇到不确定的想法，最好马上记录下来。不一定非要急着获得答案——因为很多的时候，马上获得解答是不可能的。就像上面曾经提到过的那样，“很多的时候，不仅归纳经验需要很长时间，通过演绎论证归纳出来的经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要知道有些阶段无法跨越。生动一点的类比是，“十月怀胎”就是需要十个月，这事儿谁也改不了：无论谁多么聪明——再怎么聪明也需要十个月才能把孩子生下来；无论谁多有劲——使劲就可以出来的肯定不是孩子。很多人不懂等待的必须，而最终的结局是，等也等了——不等也得等，时间才不理你究竟是谁——等来的结果却是另外一个，反正不是可以通过耐心等待应该获得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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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2nd, 2008
如果你想教你的宠物狗在指定的地方拉屎撒尿，那么就要循序渐进：只要是在厨房里拉屎撒尿，就使劲打它，而在其它地方的话，就放过它——没多久小狗就会“归纳”出来“我在厨房里拉屎撒尿是会挨打的”；而后再在客厅、卧室如法炮制，直至最终小狗找到一个拉屎撒尿之后不仅不挨打反倒有食物奖励的地方为止。
逻辑能力并不完全是人类独有的。事实上，很多动物都拥有几乎是“天生”的归纳能力。归纳能力的强弱，与记忆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要能够记住足够多的事件，才可能在众多的事件中找到相互的关联（relation）以及模式（pattern）。人类最终拥有更强的归纳能力归功于文字的出现与使用。永久记录（permanent writing）成为可能之后，人类的记忆力相当于获得了无限的延伸（起码是在一些特定的范围内，特定的人群中）。
然而，归纳能力尽管既基础又重要，但是，它有它的局限——仅靠归纳无法总是做到100%准确。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于是归纳到“明天早上太阳还会从东边升起”——这显然恰好是正确的，并且百分之百正确。但是无论你曾见到多少个酒量大且性格豪爽的人，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人都是性格豪爽的”——事实上，生活中有很多人（绝对不是少数）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可见有多少人从来不曾摆脱“归纳”逻辑的局限。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即，“演绎”推理，重新定义了人类这个物种，使人类有机会摆脱“归纳”的局限。据说一些动物也拥有基本的“演绎”逻辑推理能力，但无容置疑的是，即便在人类群体中，往往也只有那些经过训练，并常常自省的人们才能够总是可以正确纯熟地综合使用“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基本的逻辑推理工具。尽管到了今天，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演绎”推理也有它固有的局限，但，这根本不可能抹煞“演绎”推理的重要性。
罗素先生曾观察到“很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我的解释是“其实，几乎所有人的都在思考，只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正确思考，所以思考了也没用。”在与十多万名学生沟通的过程中（过去的七八年中，每年在我面前听课的学生大约两三万），我发现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证明学生其实尚未学会正确思考”。
很多人学不会正确思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仅不会正确思考，最要命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不会思考”——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每个人天生就拥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只不过不是完整的正确思考能力）。谁会去学一样自己不知道自己不会的技能呢？更进一步，谁愿意花费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学一个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很擅长的技能呢？——他们根本想不到的是，正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所以才导致他们不可能拥有完整的思考能力。
“归纳”能力几乎是天生的，“演绎”能力却是需要学习与挣扎才可以获得的。并且，三段论看起来太简单太容易理解，导致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彻底学会了，完全没问题了，于是对生活中不经意犯下的逻辑错误甚至全然不知。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有些在我看来“荒谬之极乃至于无需考虑”的问题，竟然有学生向我反复提出。随便举一个例子。总是有学生来问我，“在托福作文考试中，是不是字数多一点更可能获得高分？”最初的时候我很不耐烦，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不是完全没必要问的问题么？用屁股想想都知道！所以，总是用“看外星人的眼神”作为回复，弄得提问学生自愧而回。
可是，来问的人多了，我就不仅开始好奇“这些学生怎么会有这样古怪、荒谬的提问？”终于有一次，我耐下心来问前来提问的学生。我问他，“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他回答道“我听同学说的”。我又问，“那你怎么会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呢？”他回答道“那几个同学的成绩都不错，并且，他们说，他们感觉字数多会得高分。”我早就知道前来问我“被我认为荒谬之极乃至于无需考虑的问题”的学生，肯定不是为了“气死你”才来问问题的，他们确实心存疑惑。通过刚刚的交流，我才知道这些学生不仅心存疑惑，他们还背负由“归纳”能力给他们带来之结论带来的负担——只靠归纳不顾演绎，于是结论往往偏颇。
托福作文考试是有公开的评分标准的。没有其中的任何一条提到“字数多”是评判依据。所以，仅凭“字数多”是不可能获得高分的（同时，“字数多”也不会导致成绩下降）。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的是貌似简单却又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不懂的“演绎”推理能力。顺带说一下，在《新托福考试官方指南》第260页，有这样的文字：“… raters will not look favorably on paragraphs like the following, which uses a lot of words but fails to develop any real ideas: …”（后面跟着一段长长的，啰嗦而又空洞的作文样本。）
学生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老师中也同样如此。事实上，英语老师这个群体中，那些只拥有天生的归纳能力却缺乏后天训练的演绎能力的人不仅相对更多，而且比牛毛还多的他们还常常被同样缺乏演绎能力的大多数学生认为是牛人。这些老师每天不经意地炮制大量的所谓学习技巧、应试技巧（相信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真的没有恶意，他们不是坏，只不过是傻，并且不知道自己的傻而已），——“疯子骗傻子”的闹剧没有一天不在上演。
比如，不少教SAT的老师告诉学生：“考生通常不敢轻易选挑错题中的E选项（no error）；其实选E的题目多数时候是在考固定搭配，如果固定搭配没有错，通常整个句子都没有错。”这都算是相对负责的老师，因为他们在陈述中还恰当地、谨慎地含有限定词“多数时候”、“通常”。更有甚者，干脆告诉学生“只要固定搭配没有错，直接选E！”——事实上，这样“斩钉截铁”的老师往往更受学生欢迎，大多数学生是不优秀的，他们更喜欢、并渴望获得能够“可以确定地瞬间使他们变得优秀的一切手段”。
可事实上，这种所谓技巧根本没有用处。首先，这技巧只是不完整的“归纳”，没有任何确凿的依据可以通过“演绎”的方法获得这样的结论。其次，这种技巧对优秀学生没有意义，因为，真正能够筛选优异学生的题目，总是恰恰并不是那些“仅通过不完整归纳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于是，差学生就算用了这种技巧其实也不可能获得优异成绩，而优秀学生要是用了这种技巧反倒不可能获得优异的成绩。所以说，这种技巧除了害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
所以，想明白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时时刻刻小心审视通过‘归纳’得到的结论”，进而“尽量找到可以通过‘演绎’能够得到这个结论的依据”。相信我，这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得去做的事情。
如果我在某个公开场合对着听众说，“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还不会正确思考”，完全可以想象我会遭受怎样的反对；如果我竟敢再形象一点，“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那大部分人只会动物本能的‘归纳’，而从未真正习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应具备的‘演绎’能力，更不用说‘归纳’与‘演绎’正确地综合使用……”，那么我猜我会被唾弃，被漫骂，甚至被杀害都有可能。可我说的确实是事实。很大程度上，人们产生迷信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他们缺乏足够的“演绎”能力——不妨看看身边有多少人是真正不迷信的？是敢于蔑视一切迷信的？答案是：极少数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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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10th, 2008
为了想明白，我们总是要小心。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亲眼看到的都可能是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全面的。这次去杭州出差，不小心撞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昨天中午我和一个朋友到一个商场里的餐厅吃饭，酒足饭饱之后，闲逛出来，站在路边打车。那条街上车不多，等了好一会儿，马路对面右手边过来一辆车，我们招手示意司机掉头过来。那出租车司机看到后果然掉头过来。随着那出租车U形行驶的路线，我看到我左手边后面站着母子两人（显然他们刚刚从商场里出来，刚刚路边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在向那辆出租车招手——而那出租车转过弯来之后，停在了我们前面。我的朋友根本没看到后面的那些人直接打开车门坐了进去，随后我也上了车。在我的朋友坐上车的时候，我听到那小孩说，“咦？他们怎么抢我们的车？”等我跨上车那一瞬间，听到那母亲对孩子说“他们有病！”我一下子笑出声来，朋友问我怎么了，我给他讲了一遍，他很奇怪，“别人骂你，你怎么会笑成这样？我说，他们骂我我就要生气么？
想想看我们生活中有多少次以为自己“眼见为实”，于是就对自己的想法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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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8th, 2008
有个朋友问我：
——你怎么会如此乐观？
我告诉他：
——其实，我原本也曾是个悲观主义者……
想一下子说明白，却也不是很容易。
小孩子都是乐天派，至少绝大多数小孩子都是乐天派——尽管他们最爱哭。那个时候的他们没有理由悲观——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痛苦也记不住，当然，他们想要的东西也不多，除了吃的还是吃的；至于玩的么，大多数孩子只不过是别人玩什么跟着玩什么而已。他们甚至不需要思考，或者还不知道思考是什么东西，一切行动全凭直觉。
小孩子都是乐天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记忆力差。他们的记忆力还没有经过大量的训练，所以，他们更容易遗忘痛苦；况且我们人类的基因中原本就有“遗忘痛苦”的这种自我保护功能——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无法忘记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所有痛苦，那他是不是早就受不了自杀掉了？小孩子记忆力差，所以他们会很快忘记痛苦，嚎啕大哭之后可以马上破涕为笑——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经常看到成年人破涕为笑？
随着心理生理不停地成长，生活当中的痛苦开始越来越多——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开始学会一点点思考但是想不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懂得了责任的重要却发现无能为力的事情越来越多，学会了分辨美好与丑恶却发现美好不多可是丑恶却漫天飞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与世俗抗争只为了坚持那一点点的原则可是最终发现亲人朋友都站在对立面于是瞬间气馁不已，为了理想甘于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以为自己英勇不屈可偏偏活到了最后发现没人领情甚至以怨报德于是认为自己早该跳出红尘之外……
所以，我们观察周遭现象最终更可能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人的悲观其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宾大心理学教授塞利格曼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通过观察“狗被电击之后的反应”（他的教授的实验项目之一）而提出“习得之悲观”、的概念。后来，塞利格曼先生又提出了“习得之乐观”，开辟了一个新的心理学领域，叫“Positive Psychology”。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所谓“成功学”的书籍，其实都是建立在塞利格曼这样的严肃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只不过，成功学书籍的作者，在学术上已经顾不得那么多的所谓严肃而已。他们给公众开出的处方是：“凡是都往好了想”，抑或“一切事物都有光明的一面”。塞利格曼等严肃的心理学家们只是在研究，并且得出结论“有些时候，乐观是可以习得的，但同时要知道这个过程不仅漫长并且随时可能失败”。他们可没有鼓励所有的人为了追求幸福“自欺欺人”。
我觉得一个人最终能够乐观（我的意思是真正的乐观），绝对不可能通过自欺欺人达到。无论哪个人怎样天天喊“这世界真的非常美好”，不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更坏；每天都自欺欺人地只观察、描述、讨论、记录一切美好的事物，而有意忽略丑恶，不仅不会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反倒会使一个人变得无比脆弱。“脆弱的完美主义”向来是这世界最残忍的刽子手，每天，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无数因不切实际而无比脆弱的“完美主义者”疯掉或者自杀。
我现在所拥有的乐观几乎是凭运气获得的。有一天下午的思考，一下子让我从一端跳到了另外一端——原来是悲观，跳过来之后是乐观，长期冷静地乐观，最终就是所谓的“达观”。
那是一个没什么特征的下午，照例我在某个角落读书。掩卷长叹的是，历史书读得越多，人越可能成为悲观主义者——你想啊，人类史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扼杀天才、蹂躏天才、遗忘天才、漫骂侮辱天才、流放杀害天才的历史；每个时期，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大量的天才不是英年早逝就是被迫就义。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不寒而栗，看看窗外，觉得太阳都灰暗的不再耀眼。可是，运气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诶，不对啊？为什么历史这么灰暗，这人类整体上却明明在进步呢？”——这是我26岁那年最大的运气，天知道这个念头是怎样冒出来的——但感觉上太阳又开始非常耀眼了。
接下来的思考到不是很复杂。确实很多天才被扼杀、蹂躏、遗忘、漫骂侮辱、流放杀害，但人类社会之所以可以不停地进步就是因为“天才只要有一个幸存就够了”——邪不压正的意思是说，在邪恶的力量也不能屠尽所有的正义之士。苏格拉底被杀害了，可是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就改变了世界——三段论是一切现今西方文明的基础；牛顿之前有很多的天才也想到了与牛顿一样的科学原理，但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只要牛顿一个人最终出现就够了，世界因他而变。所以，尽管说起来无情，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多少天才被扼杀、蹂躏、遗忘、漫骂侮辱、流放杀害，我们都没有理由因此悲观，因为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天才——那个不知道是谁但最终必然出现的能够瞬间改变世界的人——好像“骇客帝国”里说的“The One”一样。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再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了——尽管许多年之后我才慢慢变成一个相当乐观的人，但，肯定不再是悲观主义者了。从此之后，不管遇到怎样的窘境、尴尬或者困难，我都可以用那天下午我学到的那个简单而又有效的思考技巧：问自己，“咦，可能不对，再想想，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吧？”许多年后，我才发现这个技巧往往还需要另外一个技巧搭配（这个“许多年”足见我的智商平平——却最终拥有了智慧，不是运气是什么？）：“肯定不对，肯定有另外的解释，要么怎么会有……的情况发生呢？”
想明白真的很重要。我的意思是说，生活的残酷必然使人（除了少数幸运者之外）经历一个“从乐观到悲观的过程”——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人生的某个中间阶段（可长可短，可早可晚）经历甚至极度的悲观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大脑，运用心智，运用一些简单的技巧，让自己想明白，并且还不是“自欺欺人”地想明白。想明白之后，我们可以重新找回乐观，平静对待一切的丑恶之存在的同时也可以真正享受一切可能的美好，不仅乐观，长此以往，还可能做到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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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ugust 7th, 2008
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人之初性本善？或者反过来，人之初性本恶？
曾经被这类的问题困扰过。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实际上是“烂问题”——属于那类“因问法糟糕而导致没有一致答案的糟糕问题。”
正确答案也许是这个：人之初无关乎善与恶。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是没有价值观的，它几乎也没有任何所谓的习得之知识，它拥有的只有人类的本能——继承自动物祖先的本能。
善与恶本质上来看，只不过是指某一个人在做选择时如何平衡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而已。一个人做出不利己只利他的选择，当然会被他人夸奖；一个人做出利己也利他的选择，不仅会被人夸奖，还要被人奉承。这两种情况下，很多人会评价那个人“善”。一个人做出不利己也不利他的选择，会被我们认为蠢不可及；而如若一个人专门做只利己不利他、抑或损人利己的事情，那么他就会被评价为“恶”。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人们要么“善”，要么“恶”，或者“蠢”。
可是，起点几乎相同，为什么过程中就发生了变化？废话，这世界不变的东西不是没有，可是真的太少了。
所有的人都要经历至少一段成长过程，而有一些人尽管是少数，但最终他们会比另外一些人成长过程更长——长出许多。也就是说，总是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加成熟，更加强大。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必然分为强与弱，起码是“相对强”或者“相对弱”。
如果一个人很强，他很难做出不利己也不利他的事情。他也更可能没必要去做损人利己或者利己不利他的事情。凭借他很强的能力，他也没必要一定去做不利己只利他的事情（当然，因为他很强，所以有时候做做也无妨）；凭借他很强的能力，他更可能找到那种利己也利他的选择。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很弱，他连利己都做不到的时候，如何做到利他？因为他的弱，他弄不好只能通过损人才能利己。对这样的人来说，做到利己不损人已经是最大的道德了，怎能奢望他损己利他呢？我们平时看到的小人物成为大英雄的故事里，千篇一律都是那种弱者最后孤注一掷牺牲自己造福他人的情节，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最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变成英雄——尽管这话听着别扭，却是穿透表象而后对事实的描述。
当然，生活中最丑恶的，最不要脸的，最令人心寒，也最令人厌恶的是那种其实自己根本没能力利他，却整天要求别人利他，不管别人是否有能力利他，只要别人没做到利他，他就跳出来“扬善”的人。这种人不能利他，我们原本可以不怪他——大多数人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甚至连利己都有可能做不到，但是，他这样跳出来胡说八道，装蛋扯淡，实属大恶。（读者自己往里安例子就是了。）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人之初无关乎善恶，人之成长关乎强弱，而最终善恶取决于人之强弱。最终，对每个人来讲，强与弱是自己的事情。他人之强与弱，并非自己能够决定。
话说回来，“人之初性本善？或者反过来，人之初性本恶？”之类的讨论，实际上是没什么意义的。这种问题的提出，其实也是“脑子不够用，心智力量太过低下”的表现。有些人能够提出这种问题的前提是，他们忽略了真正重要的因素（强与弱）而只关心表面因素（善与恶），并且他们缺乏思考动态变量的能力——因为强与弱是变量而不是恒量。
评价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看他有多大多强的能力去处理变量——其实，某个问题只涉及恒量的时候，甚至不太需要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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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15th, 2008
“自己只不过是自己。”这句话貌似简单却并不见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容易理解、很完整地把握的。在“想明白（之四）”中提到的共生状态，是很多人搞不清楚这句话真正意义的根本所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讨论中一不小心就变成为了争而争的争辩者？因为他们没有摆脱共生状态，总以为自己正在讲述的所谓“道理”与自己是一回事儿。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死要面子？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和自己是一回事儿。老师被学生或者长辈被后辈戳穿错误的时候多半会恼羞成怒，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些老师以为自己和真理、正确什么的都是一回事儿。
前面某篇文章下有则留言问，“耐心，好奇你是怎么锻炼的耐心？”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写“我再耐心点”只不过因为语言的限制只能让我那么描述比较省心省力——事实上，我并不需要耐心。为什么呢？我讲的道理和我并不是一回事儿。我是我，道理是道理。就算是我讲的道理错了，我也不丢人。为什么呢？因为道理独立于我存在，不会因我理解有误，道理就变坏了；也不会因为我理解正确，我就是道理了，我就脑袋上有光环了。无论我理解的多正确，我还是我而已；就算我理解错了，通过反复思考，大抵上应该越来越接近正确，这应该是无疑的。但，无论如何，与我自己以及我自己的面子没有任何关系。
摆脱共生状态，会让一个人超脱。我很怀疑佛教里说的所谓“六根清净”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追求独立、摆脱共生。共生状态很容易让人产生迷恋，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可怕，并且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毒性惊人。
不能摆脱共生状态的人，会在想事情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掉进一个陷阱——总是倾向于把普遍陈述硬往自己身上套。
比如，有调查报告表明“身高与收入成正比：差10厘米等于差2000欧元”——这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以德国人为调查对象得出的结论。（中文版、德文版）
猜一猜谁会看到这个调查结果高兴地想“真的啊！”，又是谁会看到这个调查结果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放屁！”？保守估计会有至少50%的人群看着这个调查结果心存芥蒂——因为至少有49%的人的身高在平均身高以下。心存芥蒂并不是因为逻辑训练的欠缺，而是因为一不小心被共生状态所左右，而后把自己生搬硬套到一个普遍陈述中去之后造成的结果。仅仅心存芥蒂倒也罢了，但是如果当时又处于一个讨论环境中的话，这种芥蒂就不再是细小的梗塞物，而几乎肯定会成为一场火爆“辩论”的导火索。
事实上，“身高与收入成正比：差10厘米等于差2000欧元”只不过是一个普遍陈述。完整叙述应该是这样的：“普遍来看，在其它因素都大约一致的情况下，身高与收入成正比；具体来说，差10厘米等于差2000欧元。”我本人身高只有173cm，在生活中算是矮个子。如若我是一个尚未摆脱共生状态而常被其左右又不自知的人，心理肯定会这么想：“纯属扯淡！老子我赚得就不少。谁说矮个子就不行了？邓小平就很矮，拿破仑也是……还他妈的专家呢，整天弄这些没用的东西！”可是我已经能够清醒地拒绝共生状态的左右，我知道“我是我，我是我自己。”那调查结果只不过是普遍陈述，并未排除特殊情况，所以我也不应该也不能用特例来反驳那个普遍陈述——当然，我也没必要反驳，那个调查结果陈述的只不过是一个真相而已。
希望上面的这个例子能够让读者明白，任何普遍陈述，在往自己身上套用的时候，都要小心。如果我的收入恰好很低，刚刚的普遍陈述可能确实是我的低收入的良好解释之一（注意“之一”、注意“可能”）；如果我的收入很高，却几乎肯定不是能够驳倒那个普遍陈述的依据——面对普遍陈述，特例不说明问题。如果能够正视的话，“普遍来看，在其它因素都大约一致的情况下，身高与收入成正比”这句话，放在整个社会层面是成立的，放在某个个体身上是不见得正确的，但正确的可能性却很高。
再比如，用学历来甄别人才，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种高效的分类筛选机制。但是很容易想象，很多个体（从比例上来看却肯定不是很多，而是并不为多数）是这种机制的非受益者。
上一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好学校毕业的不一定是好学生”这句话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就好像“好学校里毕业的一定是好学生”肯定是错误的一样。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类似第一句话那样的句 子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里的“不一定”只是对可能性的含混描述。“好学校毕业的基本上是好学生”、“好学校毕业的很少有差学生”、“好学校毕业的 更可能是好学生”，这些句子一样完全正确，但却与第一个句子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它们共同描述了“好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好学生”的可能性至少大于百分之五十。于是，后面的这些句子是有助于其他人（比如各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对这样的预测实施对应策略的，而前面第一个句子“好学校毕业的不一定是好学生”却没 有任何实际指导意义，除了对那些心里不平衡的人有着心理安慰作用之外。
谁更可能会激烈反对？
为了讨论方便，让我们用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理解“好”与“差”——只是从质量上分辨，“好”的对立面就是“差”，“差”的对立面就是“好”。（事实上，好与坏之间还有很多种可能性。）如果这样的话，上面那段话是逻辑上严谨的。可是，所有类似的话题，无论逻辑上多么严谨，都会引发争议，根本原因在于，太多的人根本没有能力摆脱自己的局限讨论问题。分不清楚道理就是道理，自己就是自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如果某人从一个公认“差”的大学里毕业，看到上面的普遍陈述就失去了理智，那是他自己有问题。如果另外一个人从一个公认“好”的大学里毕业，看到上面的普遍陈述就洋洋自得，那此人也同样有问题。
总是有人告诫说，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很少有人给出真正有效的控制自己情绪的方法。读懂这篇文章的人应该已经获得了真正的方法：摆脱共生状态，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自己”——那就不会动不动因为一些其实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而烦恼或者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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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ne 14th, 2008
一旦尝试着靠自己想明白，我们就会发现陷阱无处不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思考——因为很多的时候，思考实在是太麻烦了。说一些人懒得思考其实并不见得恰当，非要准确地说，应该是很多人害怕思考。把思考推给别人是一种常见的解脱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迷信权威——对大多数人来讲，只不过程度上的区别。权威的意见可能更加准确，这是不争的事实。可问题在于，权威也好、专家也罢，滥竽充数的实在是不少。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求人不如求己”。还有一个无奈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任成本极度高昂的国度。
在informal fallacies中，appeal to authority与appeal to emotion一样被列为有逻辑错误嫌疑的辩论方式。首先，权威不一定正确；其次，对正确的权威信息很多人的理解并不正确；再次，权威还可能居心叵测；最后，权威可能并不存在。迷信权威固然不对，反过来，鄙视一切权威也无疑是偏颇的，道理也简单——总是有真正负责人的专家、权威存在。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权威？
诉诸于权威，本质上来看就是源自于人们对确定的渴求。面对未知，我们希望有人能够有确定的解答；面对争议，我们希望有谁帮我们一锤定音。可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总是无法如愿以偿——而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最终很少有人肯于面对不确定的答案、不确定的结果。这样看来，“固执己见”和“六神无主”其实应该是同近义词才对。
正确对待权威并非易事，但是反过来很多人不能正确对待常识真的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观察一下生活，观察一下周遭人群，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迷信权威到漠视、遗忘常识的地步。我们的思维盲区中有一个盲点被成为“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这个东西和源自于无知、恐惧、懒惰的“迷信权威”（authority addiction），就几乎必然出现漠视、遗忘常识的结果。
钱理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1958年……《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中国最穷的地方)一个社创造了单季亩产水稻三千零二十五斤的纪录。几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某社在二分五的山地上，一青年突击队创造了亩产马铃薯一万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国高额丰产纪录。紧接着，《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静海县陈屯用五天时间建成一个水利发电站。《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一个多月发展的民办学校达八千五百一十六所。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一天后，湖北省谷城县东尼社宣布：亩产二千三百五十七斤，创了新纪录。两天后河南卫星社又放第二颗卫星：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四天后，河北省临漳县红光社又宣布亩产高达三千六百五十斤。同一天，同属湖北谷城县的星光社宣布创四千三百五十三斤新记录。二十天后，河南省西平县和平社又宣布，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一个月之内神奇般地上升，各路诸侯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到九月一日一颗特大卫星把全国人都惊得目瞪口呆：河北省徐水县宣布，亩产山药蛋一百二十万斤，要创造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徐水人民公社将在不远的将来把社员们带入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兴奋地跑到徐水，问：粮食产这么多放到哪儿去?肉产那么多，怎么吃呀?这一句话使全国都疯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就充分发挥了。由全国大炼钢铁，全民大产粮食到全民写诗。到处是赛诗会，异想天开，奇思狂想，吉林省巴吉垒赛诗会上，一人朗诵：”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乱转圈。”又有一个高声叫道：”这不算啥，听我的– 社里麦穗插云间，麦芒刺破玉皇殿。麦根扎到龙王庙，吓得东海波浪翻。”掌声刚起，又有人喊道：听我的–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穿云霄。彩云拴着玉米腰，吓得月亮弯弯腰。”做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当时在北大读书，也卷入了这样的狂潮。订计划一天要写几百首诗，整夜不睡地写，比谁大胆谁善于狂想、做梦。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历史，不会再次发生。这不仅是历史，还是人性弱点的表现——千万年都不见得仅凭基因遗传与变异可以淘汰掉的人性弱点。人们对逻辑学习的忽视，以及对自己逻辑欠缺缺乏自知之明，并非今天才如此，千百年来一直如此。很多很多年前，有人嘲弄过东施效颦。究竟是因为西施漂亮，所以她的一举一动哪怕皱眉捂胸都妩媚动人呢？还是因为西施身体太差经常皱眉捂胸所以她才显得漂亮呢？——这是东施同学一生都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千年过后，我们总是能看到东施同学转世人间化身无数不分男女老少，当然甚至可能也不分种族。
我们在某些方面需要权威的同时，我们自己也会尽量成为某个方面的权威，这是社会大分工的基本意义。权威更多的时候原本应该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辅助工具，但却被很多人滥用，更有甚者，在滥用权威的同时沦为权威（不论是不是真正可靠、可信赖的权威）的奴隶。再次只不过是本末倒置，东施附体。
独立思考的钥匙之一是这样的：首先要了解：权威不一定等于正确。进一步要明白：就算权威正确，也只不过是权威表达了正确，而正确并不属于权威。最后要清楚：更准确地来说，权威只是权威、正确就是正确，它们俩什么时候都不是一回事儿。
拒绝东施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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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13th, 2008
这两天windstorm同学在这里花了不少时间留言。最新的留言里，他这么写道：
windstorm 于 06月 13, 2008 2:23 am:
笑来老师，我已经把“地震预测”的定义都给你给出来了，下面的留言我写得清清楚楚，也针对你的“预测”分析了，这不叫“预测”。
你说“预测”可以做到，你让你给出任何官方或者学术界意见，你又给不出来，还真是你说可以就可以阿？
为什么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这么难？
为什么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这么难？这句话问得好。不过，不得不先说正题。
windstorm同学所给出的定义是引自wikipedia.org的：
An earthquake prediction is a prediction that an earthquake in a specific magnitude range will occur in a specific region and time window. Predictions are considered as such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reliable for practical, as well as scientific, purposes.
windstorm同学（还有很多其他人）在理解这个定义的时候，把这个定义错误地理解为“如果一个prediction不能确定地服务于practical purposes，就不能被称之为”prediction”。
事实上，所有的预测都做不到必然准确，对于预测来讲，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必然的，就是预测必然具备不确定的属性。还是可能性的问题，我们会认为准确度是100%的预测是必然”可靠的“（reliable），但是，在已知预测必然具备不确定之属性的情况下，我们我们必须接受一定的模糊范畴，比如，如果一个预测的准确度高于80%，我们就可以认为那个预测基本上是可靠的，低于那个既定的比率（80%），就可以认为那个预测是不那么可靠的。（处理可能性的麻烦在于，每个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既然预测的准确度总是——基本上是不得不——要依靠过往记录来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这里又多了一个参数：用过去的数字推测未来的结果有多大的准确度？）
以下的文字摘自于微软的百科《Microsoft Students 2008 DVD》：
Seismologists try to predict how likely it is that an earthquake will occur, with a specified time, place, and size. Earthquake prediction also includes calculating how a strong ground motion will affect a certain area if an earthquake does occur. Scientists can use the growing catalogue of recorded earthquakes to estimate when and where strong seismic motions may occur. They map past earthquakes to help determine expected rates of repetition. Seismologists can also measure movement along major faults using global positioning satellites (GPS) to track the relative movement of the rocky crust of a few centimeters each year along faults. This information may help predict earthquakes. Even with precise instrumental measurement of past earthquakes, however, conclusions about future tremors always involve uncertainty. This means that any useful earthquake prediction must estimate the likelihood of the earthquake occurring in a particular area in a specific time interval compared with its occurrence as a chance event.
The elastic rebound theory gives a generalized way of predicting earthquakes because it states that a large earthquake cannot occur until the strain along a fault exceeds the strength holding the rock masses together. Seismologists can calculate an estimated time when the strain along the fault would be great enough to cause an earthquake. As an example, after the 1906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the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in the 50 years prior to 1906, the San Andreas fault accumulated about 3.2 meters (10 feet) of displacement, or movement, at points across the fault. The maximum 1906 fault slip was 6.5 meters (21 feet), so it was suggested that 50 years x 6.5 meters/3.2 meters (21 feet/10 feet), about 100 years, would elapse before sufficient energy would again accumulate to produce a comparable earthquake.
Scientists have measured other changes along active faults to try and predict future activity. These measurements have included changes in the ability of rocks to conduct electricity, changes in ground water levels, and changes in variations in the speed at which seismic waves pass through the region of interest. None of these methods, however, has been successful in predicting earthquakes to date.
Seismologists have also developed field methods to date the years in which past earthquakes occurred. In addition to information from recorded earthquakes, scientists look into geologic history for information about earthquakes that occurred before people had instruments to measure them. This research field is called paleoseismology (paleo is Greek for “ancient”). Seismologists can determine when ancient earthquakes 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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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The elastic rebound theory”还是”The field methods”都是科学家们一直以来尝试着提高预测准确度的努力。科学家们都承认（其实任何人都知道）”100%准确”的预测是100%不可能的，但谁也不会因此就放弃预测的努力。
微软百科还收录了Roger A. Pielke, Jr.的相关文章：“Forecasting Danger: The Science of Disaster Prediction”。他进一步把”Prediction”分为三个阶段：
- In general, the process has three phases. First, there is the challenge of forecasting the event itself. In the case of Georges, scientists worked to predict the future direction and strength of the hurricane days in advance.
- A second important challenge is communicating the forecast to decision makers. Because forecasts are always uncertain, a central factor in disaster predictions is communicating this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is usually described in terms of odds or probabilities, much like daily weather forecasts. The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ng predictions and their uncertainty to the public.
- The third part of the process is the use of predictive information by decision makers. Even the most accurate information is of little value if the decision maker does not use it appropriately, for example in deciding whether to order an evacuation. If there is a breakdown in any of these three phases of prediction, the result is increased danger and a higher risk of loss of life.
在第二个阶段，如果decision maker拒绝处理“不确定性”，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Rorger的这篇文章里接着提到在过去的30多年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飓风预报准确度在平均以一年1%的速度稳步提高。比如，到了1997年，他们可以做到24小时内预测185公里之外，72小时之内可以预测555公里之外。再比如，关于龙卷风预测，美国科学家们为了更加了解它而创建了TOTO项目（Totable Tornado Observatory)以及DOW项目（The Doppler On Wheels）项目，以期在龙卷风预测中赢得更多时间、降低误报的可能性。
然而，地震预测要远比预测飓风、龙卷风、洪水难出许多。曾有一个研究表明，在加利福尼亚的Parkfield附近有一个San Andreas断层；在这个断层附近，过去的100年来差不多每22年就有一次地震。于是，科学家们在1984年预测这个地区有95%的概率于1985至1993年之间发生中等程度的地震。可是直到1998年11月，Parkfield没有发生地震。于是很多人就下了定论，说这个所谓的Parkfiled Experiment失败了。然而，2004年9月28日，那里发生了六级地震。更多信息，请参阅USGS上的记录：The Parkfield, California, Earthquake Experiment，这里是关于2004年那次六级地震的视频、图片。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科学家们（包括民众）普遍接受这样的看法：“准确地预测地震目前还太过野心勃勃”。今天的科学家们相对比过去更加现实一点，他们更多关注于长期的观察与计算，通常把计算周期定到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说就放弃了预测。一些科学家们正在致力于建造基于侦测地震的警报系统——这样的警报对稍微远离震中（epicenter）的人有很大的意义，哪怕他们只是提前几秒钟获得这些信息。1990年，在Maxico City，人们提前75秒钟获得警告：一场震中处于海洋地带的大地震发生了，灾难很快就会波及到岸上。
wikipedia.org上的定义，也不能怪windstorm同学理解错误，因为那个定义就好像上面说的那样“太过野心勃勃”。
windstorm同学求胜心切，有些特定的时候，胜负被卷入讨论是非常浪费时间的。按照我自己的原则，我早就应该停止讨论了。但我再耐心点，再花一点时间，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个系列最初几篇的文字——想明白（之二）（之三）（之四）（之五）——至少于我来讲，是非常值得的。
关于windstorm同学说的：
你说“预测”可以做到，你让你给出任何官方或者学术界意见，你又给不出来，还真是你说可以就可以阿？
我的答复如下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不是一定要拉虎皮扯大旗，把“官方或者学术界意见”当作必不可少的大棒。用脑子想想，运用一下常识就可以了。我说“预测可以做到”是因为我不认为“预测必须准确才可以被称为预测”，而windstorm同学与我的分歧在于，他却认为“预测必须准确，否则不叫预测，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事实上，这是我已经回复过的事情。我没给出“任何官方或者学术界意见”，不是因为我没有权威的依据（就像上面已经引用的文字随手一查，遍地都是），而只不过是以为windstorm同学也具备运用常识的能力——要是非要让我自我检讨的话，我承认，这点上我错了。
关于windstorm同学说的最后一句：
为什么承认自己的错误就这么难？
呵呵，这是一个提前占据制高点而后发出的诘问。问题在于，我没错你让我承认什么啊？犯了错而后不承认错误是不对的；要求没有犯错的人承认错误，不仅是不对的，而且还是不厚道的。不过，该承认错误的地方（在上一点）我已经承认了。
补充：看了看留言，windstorm同学好像看不到一些他原本应该看到的文字。他说：
还有，笑来老师说
“很多人，尤其是有些“喜欢打着科学旗号的人”，这样评论道：“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动物的这种行为与地震发生有着必然的联系”。这话本身确实没错，但是，这种评论其实恰恰说明这些人是不懂科学的”
然后我针对这句话提出反驳，凭什么说人家不懂科学？奇怪，我驳斥梁文道说他科盲，有论据有干货，我叫做”name calling”，笑来老师说人家不懂科学，没有论据没有干货只有自己的“常识”，这就不叫“name calling”？科盲和不懂科学是不是一回事？
我在这里已经补充过：
这句话显然带来了争议，有必要补充一下：懂科学的人（或者范围小一点，懂逻辑的人也一样）不会因为“缺乏必然联系”就认为“没有任何联系”。证明“必然联系存在”是一回事儿；证明“没有任何联系”是另外一回事儿。无法证明“必然联系存在”，并不意味着说已经自动证明“没有任何联系”。
但是windstorm同学好像根本没看到，还在自说自话。我那么说，确实不应该叫“name-calling”，那只不过是陈述句。windstorm说梁先生“科盲”（包括之前的“一介文人而已”）是“name-calling”，因为那不是事实——梁先生的博士头衔也不是混来的。
关于梁文道先生转述的那句话：
几乎所有的灾害都是可以避免的，就算天灾也不例外，而且越大的天灾就越能预防。
这句话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理解上，“避免”这个词，但凡有点基本文字理解能力的人应该能够了解，肯定不是在说“避免天灾发生”，是在说，“避免天灾带来的灾难”——因为后面几乎等于重新说了一遍：“越大的天灾就越能预防”。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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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11th, 2008
清楚分类原本就不是易事，再加上这世界充满了喜欢和稀泥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被描述为“混淆是非”——也许是他们自己弄不清楚；“混淆视听”——他们想让别人弄不清楚），于是想明白看清楚就最终总是并不那么容易。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难以处理的细节——可能性。处理可能性问题是异常繁琐的事情，举例来说：
据说政客通常是虚伪的，这是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注意“通常”这个限定词）；可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政客都是虚伪的，总是有一些人无论做什么都以公正、公平为最终原则。那么，如果我们遇到一个政客，我们该相信他到什么程度？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他究竟会有多大的风险？如果这个政客是我们原本就熟悉的，那么我们对他的信任程度是不是就应该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成都而有所调整？……难办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可以提出这种问题的最终数量，而是在于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
事实上，人们普遍对这种繁琐的事情缺乏耐心。这也直接导致了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喜欢确定，厌烦不确定。很多父母几乎是逼自己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去考公务员（当然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去考公务员），大抵上都是偏好“确定”的心理所导致的选择。很多人相对更加偏好储蓄而不是股票投资，也都是更喜欢“确定”而不喜欢“不确定”的表现。
喜欢稳定、确定、没有风险，都是很正常的想法。可问题在于，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面对不确定的可能结果。（有些人会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于是对那些早先并不确定的事情产生“我早就知道”的认知错觉，于是他们会因此进一步回避不确定。）
最近的关于地震是否可以预测的争论其实集中体现的就是人们对“可能性”的理解相互不同——当然有人在故意和稀泥或者利用有些人在这方面的思维盲点，这是另外一个庞杂的话题。对地震预测嗤之以鼻的人，往往的根据是“既然不能百分之百，那还有什么用？”
关于蟾蜍上街是否就是地震的前兆，人们有很多争论。很多人，尤其是有些“喜欢打着科学旗号的人”，这样评论道：“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动物的这种行为与地震发生有着必然的联系”。这话本身确实没错，但是，这种评论其实恰恰说明这些人是不懂科学的[] 。废话，谁也找不到“必然”联系——因为这是研究可能性的领域。有些人以为只有能够论证必然的理论才有用才有价值，这种想法太落后了——要不然近两百年来人们就没什么必要大力研究并发展微积分、概率、统计等数学领域了。
可事实上，我们几乎总是可以把可能性大致划分为“小于百分之五十”、“一半一半”、“大于百分之五十”三种。如果说，某种预测方法之准确的可能性小于百分之五十，我们可能暂时可以置之不理；如果其可能性是“一半一半”，我们置之不理的话，我们的心理基本上已经与赌徒无异了；如果其可能性是“大于百分之五十”，我们依然置之不理，显然是愚蠢的。
预测是关于可能性的理解，预防则是应对策略。也许最优的应对策略是不管地震发生的可能性究竟是多少，只要“大于零”就应该有所准备。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就是这么做的。地震发生后，483名学生无一受伤，老师们带着71个孩子翻山越岭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奇迹般的成绩当非偶然——记者拍下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校舍墙上残存的各类安全规章制度，其中明确了在发生地震火灾等情况时，如何疏散，教师站立的具体位置……
事实上，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没有哪一个普通人有心思去探究预测的准确程度到底是百分之多少，人们关心的是为什么很多学校竟然一点预防的策略都没有，为什么工程队在断层地带盖房子竟然好像并不知道那里是断层地带一样，为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是，以后我们必然还会遇到类似问题，到时候还要重复现在所看到的悲剧么？
再说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自命不凡（没有贬义）的学生向我解释他最终没有被名校录取，而在他看来远不如他的同学却被名校录取的心里不平衡。他的心理安慰是“好学校毕业的不一定是好学生”，所以，反过来也一样，尽管我读的是差一点的学校，那并不能证明我是差学生。我没有当场与他争辩，事实上是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时候争辩没有什么意义，他只需要肯定他目前想法的答案。
“好学校毕业的不一定是好学生”这句话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就好像“好学校里毕业的一定是好学生”肯定是错误的一样。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类似第一句话那样的句子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里的“不一定”只是对可能性的含混描述。“好学校毕业的基本上是好学生”、“好学校毕业的很少有差学生”、“好学校毕业的更可能是好学生”，这些句子一样完全正确，但却与第一个句子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它们共同描述了“好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好学生”的可能性至少大于百分之五十。于是，后面的这些句子是有助于其他人（比如各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对这样的预测实施对应策略的，而前面第一个句子“好学校毕业的不一定是好学生”却没有任何实际指导意义，除了对那些心里不平衡的人有着心理安慰作用之外。
大多数情况下，多花点时间精力研究一下可能性百利而无一弊。因为所有的对策最终是要产生结果的，而如果结果是不好的，那即意味着说我们要为之付出代价。
补充：
关于“地震预测”：
真命题：地震不能准确预测；目前地震还不能够真确预测；历史上的所谓地震的准确预测之“准确程度”依然有待商榷。
假命题：地震不能预测；地震永远不能预测；地震预测根本没有用。
真命题：地震预测的准确程度哪怕只有1%也不应该完全忽视——因为人命关天。
假命题：地震预测的准确程度从来都很低，所以任何预防措施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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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10th, 2008
想明白的前提之一就是有能力合理地处理分类。分类是我们思考的基本工具之一，最初的时候，我们也许只用“你的、我的”来分类所有周遭事物，再后来慢慢再加上“好的、坏的”。即便在这样初级的状态，很多人已经开始无法清楚分类了——人们普遍倾向于把“我的”等同于“好的”（尽管有些时候确实如此，但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情况存在。），心理学家们把这种倾向称为“mine-is-better-thinking”。从个体来看，“我的就是好的”导致了很多家长偏爱、偏袒自己的孩子，从整个社会来看，危险的极端民族主义本质上只不过是“我的就是好的”这种幼稚想法的普遍综合体现。
人们倾向于简单粗暴地分类，本质上来看是自身时间精力局限的直接结果而已。因为分类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并且总是比看起来的难很多。极端而又经典的例子是对性别的分类。迄今为止，人们习惯于用“男性”、“女性”来划分人群，而近年人们慢慢或者自然或者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这种分类显然过分简单过分粗暴——有学者早就提出，性别也许应该更详细地被分为“男性”、“女性”、“男性偏女”、“女性偏男”、和“中性”。千百年来同性恋群体被歧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大众在思考的时候分类机制过分简单粗暴而又不自知。
对事物的某一属性进行分类，只用两个类别来划分几乎总是过分简单过分粗暴。尽管确实有很多时候可以“一分为二”，比如，基本上所有的数学题答案可以用“对”、“错”来划分。可是，即便有些时候貌似可以只用两个类别来划分，最终我们还是会遇到“难以界定清楚界限”的尴尬。比如，用 “合法”与“不合法”划分商业行为的时候，谁都知道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或多或少总是有那么一个灰色地带存在。
所以，我们应该随时注意的是：1) 确实有些时候可以使用二分法，但很多时候这种方法要么并不全然准确要么只不过是为了图个方便；2) 更多的时候，不仅可能界限并不分明，并且需要两个以上的分类才全面。我们常说一个人脑子是否清楚，很多的时候从本质上来看，就在于他是否肯于花费时间精力去回避以上两个地方可能产生的问题。这最终体现在他们在说话的时候，经常会用这种句型：“我想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尽管不全面完整，但目前姑且暂时让我们这样划分……”；“其实还有一些中间状态……”等等。
被我们描述为脑子混乱的人之所以出问题，除了上述两种问题他们不知道如何回避（或者干脆就是懒得回避）之外，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处理二维分类——只要你看看周围有多少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我的就是好的”那种想法就都明白了。一个事物可以被划分为“我的”与“不是我的”；同时，同一事物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好的”和“不好的”。于是起码有2×2=4种可能性，可是很多人根本懒得或者也没能力划分四种情况，直接把“我的”等同于“好的”，把“不是我的”等同于“不好的”——感觉省事儿了。
这看起来好像是个“但凡正常人都不会犯的错误”，其实并不然。历史上无数次地出现甚至整个社会都犯这种错误的情况。比如，大约30多年前，我们国家就有人提出所谓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好，每个时代总是有一些脑子清楚的人，最终这种分类错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日常生活中，成年人也经常并非有心地毒害正在茁壮成长的孩童。我国的小孩子经常被问到“你爸好还是你妈好？”二维分类：你爸爸vs你妈妈、好vs.不好。可问题在于，除了“爸爸好”，或者“妈妈好”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情况：有时候两个人都好，有时候两个人都不好，有的时候貌似爸爸好可其实是妈妈更好，有时候貌似妈妈好可其实爸爸更好，有时候貌似两个人都不好可是许多年之后才发现他们都很好——或者恰恰相反……我常常怀疑这些大人并不是想有意从小让孩子变成榆木脑袋，这些大人只不过是不知道自己是榆木脑袋而已。
为了能够让自己想明白，不妨经常使用这样的句型：“其实，（可能）并非所有的……都……”。这是一个很好的回避二维分类失误的方法。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惊讶于我们竟然可以用这样简单的方法回避错误，但事实上，确实很多有效的方法最终是最简单的方法，复杂的方法往往因其复杂而1)难于把握；2)易于出错。
还有另外一个有用的句型是：“既然如此，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情况存在……”进行分类或者罗列分类结果的时候，我个人的经验是大多数情况下拿着纸笔作为辅助工具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脑子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好用，如若没有必要的工具作为辅助、没有良好的机制作为掩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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